2005年可以说是乌兹别克足球“厄运当头”的一年：国家队在德国世预赛十强赛中，因裁判误判而丧失出线良机，被挡在世界杯门外；U19国青队在印度亚青赛预选赛中输给塔吉克斯坦队而未能拿到决赛阶段比赛入场券；U16国少队在新加坡亚少赛预选赛中输给了尼泊尔队，无缘晋级决赛阶段比赛资格。

国字号队伍的连续惨败，导致时任足协主席阿尔马托夫在担任了10年主席一职后，不得不于2005年11月以健康原因宣布辞职。乌斯马诺夫在2006年1月初召开的乌兹别克足协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新一任主席。2013年4月，乌斯马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总统和政府的支持，乌兹别克足球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他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足协上任前，卡里莫夫总统曾告诉他：“给你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我不会跟你提出任何成绩上的要求！”

这期间，乌斯马诺夫也曾想到过要成绩，在2008年甚至提出过“外援归化＋外教”的国家队冲击世界杯方案，卡里莫夫总统也批准了，但乌斯马诺夫权衡再三后反而说服总统放弃了，将所获得的政府支持的资金全部用于建设青少年足球学校、寄宿制足球学校。

以乌斯马诺夫为首的乌兹别克足协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建议后，不是搞所谓的“要在全国建五万所新型足球学校”，而是首先在乌兹别克境内下属11个州、塔什干大区、塔什干直辖市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共14个)，每个州区市至少建一所足球学校，由州政府和足协具体负责，乌兹别克政府教育部门也参与其中，确保每个州、直辖市、大区和加盟共和国内有潜力与天赋的小球员都可以受到好的足球教育和更为专业的指导。

其次，要求每个州都有至少一所寄宿制足球学校，确保小球员不出州就可以有球踢、受到专业指导。这同样由州政府、足协以及乌兹别克政府教育部门等具体负责。此举是避免类似中国国内的鲁能足校跨地区招生的情况，确保青少年球员无需从小远离父母就可以有球踢，同时接受良好的文化基础教育。

第三，要求所有参加职业联赛的俱乐部必须强制性地建立“足球学院(academy)”、完善的青少年梯队。

不仅如此，乌兹别克政府还就如何进一步支持青少年足球发展、场地建设等颁布过一系列的“总统令”，甚至在2010年8月12日颁布了“第1388号总统令”——《关于在安集延建立寄宿制足球学校》，专门就安集延州(地理位置类似于中国国内的黑龙江省)政府在公共教育部、文化体育部、乌兹别克足协以及一家名为“Uzavtosanoat公司”的企业等不同部门支持下，创办“寄宿制足球学校”一事下达总统命令，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某种意义上，乌斯马诺夫上任后重视青训其实就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前的“业余体校制度”翻版。2013年，乌兹别克斯坦足协提供的数据显示：当时乌兹别克国内有204所“综合性体育学校”(即除设立足球外还有其他运动项目如网球、篮球、摔跤等)；纯足球项目的“特殊体育学校”47所，实际上就是只有足球这一个项目，类似鲁能、绿城等足球学校。两者相加，这种类似中国专业时代的“业余体校”性质的学校总数为251所。体育学校规定学员的年龄为6岁到18岁，也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读完高中，属于12年制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不寄宿的。至2023年3月，当记者再次前往乌兹别克采访时，足协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此类学校已经接近300所。

而“寄宿制足球学校”在2013年时共有29所，遍及11个州、塔什干大区、塔什干直辖市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像塔什干大区因为足球基础较好、水平最高，就开办了7所。但这类学校规定的岁数是10岁到15岁，也就是小学四年级开始才能住校，一直到初中毕业，类似于国内的“中专”学历。至2023年3月记者再度前往采访时，乌兹别克境内总共有36所。

在初中、高中的基础上，乌兹别克还在14个州级单位各设立一所“奥林匹克预备大学”，岁数为12岁到18岁，相当于初、高中六年制。其中，设在首都塔什干市的称为“共和国奥林匹克预备大学”，算是同一级别中最高级的预备大学。

真正的大学则称为“足球研究院”。全乌兹别克总共有5所，包括塔什干大区2所、卡什卡达里亚州3所，均为大学学历。“足球研究院”除培养足球运动员大学生外，还专门培养教练员、裁判员、足球管理、信息研究等各种与足球相关的专业人才。

（乌兹别克的精英球员培养体系。）

除这些专门院校类的体系外，乌兹别克国内各个甲级职业俱乐部都有自己的足球学院(academy)，负责培养6岁到18岁的球员，也就是本俱乐部的各级梯队。

在乌兹别克的青训体系特别是“精英体系”建设过程中，不难看出，脱胎于前苏联体系下的乌兹别克深知“业余体校”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前苏联时代所发挥出的巨大功能，因此在狠抓青少年球员培养过程中是全面重建和恢复“业余体校”制度。当这个体系全面建成后，乌兹别克足坛的人才自然也就不断涌现。从更深角度来说，“业余体校制度”与如今欧美足坛的“足球学院”“青训中心”又有何本质上的区别？乌兹别克之所以能够重建“业余体校制度”，根本一点还是在于：根据《总统令》，乌兹别克政府下属的“文化和体育部”“教育部”“高等与中等专业教育部”等其他政府部门必须执行。

（乌兹别克足协可以“指挥”文化部、教育部、体育部等。）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对我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重视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专门以“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为一个单独完整的章节，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方案》指出，“发挥足球育人功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把校园足球作为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增强家长、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让更多青少年学生热爱足球、享受足球，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体验、适应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在这个论断中，请注意“基础性工程”的定性。换言之，在大力推广与发展校园足球的同时，教育部门仅仅只是完成了一个基础性工作，而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单位的中国足协以及更高一级管理政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更需要在这个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拿出一整套提高与强化的“精英”计划，以确保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足球将“普及”与“精英”混为一谈，校园足球仅仅只是青少年足球发展中一个普及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能成为提高足球运动竞技水平的主流和手段。也正因为此，中国足球的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必须要拿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快速有效地提升竞技水平、培养精英球员的方案，并尽快完成体系建设。

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足球改革发展新路，在学习和借鉴足球发达国家经验时，必须要从我国的足球实际、国情出发。2017年12月15日，在天津足球队成立60周年研讨会上，前中国足协主席、前中国国家队主帅年维泗进行了发言，直指中国足球业内“三集中”以及各类足球学校的弊端，并提出希望中国足球界恢复“业余体校”的倡议。他表示，“从我的感受来看，我们现在应当重新恢复业余体校的制度，因为过去的足球运动员，接近70%都是从业余体校培养出来的。而前些年一哄而上的俱乐部培养方式，耽误了很多孩子的前途，成才率极低。不仅如此，由于生源少了，最后体校只能关门。像陈成达先生的孩子，就是业余体校学习踢足球，之后留洋去了美国，学成归来回到清华大学任职，现在还在坚持踢足球锻炼身体。张宏根的孩子也是业余体校毕业，现在在合资企业担任中层以上的管理人。总而言之，我觉得业余体校这样好的体制没能继承和发展下来，也是为什么青少年足球人才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

年老之言，说到底其实在于恢复递进式的“人才三(四)级输送网络体系”。而职业化后的中国足球彻底没有了这样的体系，取而代之的，更多地夹杂着各种利益之争，人才也就无法真正展开输送，也就没有了公平、公正可言。

但是，有关恢复“业余体校”制度的动议一直遭到国内各方的反对。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恐怕就在于：只有在当下混乱的青少年培养大环境下，各利益方包括培养单位、培训机构、经纪人、家长等等，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青少年球员抛开足球运动员这个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孩子，既然是孩子，国家和政府就应该承担起培育的责任和义务，但偏偏在中国足球，将青少年从小就“交”给了市场，这显然有悖于“育人”的基本常识和常理。这方面，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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